借鉴世界经验 鼓励低品位石油资源开发
我们在本书中多次谈到权利，而实质上，这本书就是围绕权利与道德展开的，关于权利的论说，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就不重复了，这里只谈一些新的重要的问题。
我们可从不同的维度去认识国家治理能力。健全激励与监督问责机制，确保各级领导干部与公务人员有动力也有压力推动工作，要让党政负责人像抓经济一样抓法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法治对国家治理体系起着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只有在法治轨道上，国家治理体系才能越来越科学，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定型，越来越向现代化迈进。二、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依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是国家治理效能的保证。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统筹推进国家治理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志是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法律体现，它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凝聚民意共识、确认国家制度、维护社会秩序，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运转实施。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核心在于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47] 换言之，第11条实际上给予行政权重新平衡与立法权关系的机会，行政权可以通过诉诸第11条的全民公投来寻求人民最终裁决重建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平衡，如此，也进一步证成了第11条成为第89条补充的正当性 2.政治事实在宪法实施中与规范融合的理论基础 对于法学学者和政治学者而言，各自学科的问题域在宪法层面需要处理好界限问题，似乎两者截然对立：一切不属于法律的东西都是政治的，反之亦然。
2.宪法委员会自我限制管辖权从而拒绝审查 2003年3月17日国会批准通过关于共和国地方分权组织的宪法性法律，随后部分社会党参议员对该法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在投票权重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在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法国扮演了较为重要的领导角色。在法国宪法修改与变迁的过程中，立宪主义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将原则、规则、价值和制度模式刻入宪法，以对抗所有不可预期的法律适用变迁。
因此，对修宪权的实质性限制并非来源于制宪权，而是来自于主权。有学者指出，修宪权的行使仅受宪法规定的时间、形式和程序条件以及第89条最后一款的限制。
最后，关于宪法修改有限制还是无限制的学术争论一直存在。[29] Louis Favoreu, Lo?c Philip et alii., Les grandes décision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Dalloz, 16e éd., Paris, 2011 p. 311. [30] V. CC， n°2003-469 DC, 26 mars 2003, Loi constitutionnelle relative à lorganisation décentralisée de la République, JORF, 29 mars 2003, p. 5570。正如维德尔主张的，宪法修改的正当性属于政治问题，宪法委员会不能进行实质审查。在此类实践逻辑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迄今的二十四次修改均凸显了政治性特征。
修宪程序需要获得不同公权力机构之间两项重要共识：一是行政权内部的共识，二是议会两院的共识。[55]在全面推进法治的进程中，尤其是宪法实施的模式在全球化、数字化时代存在变迁时，宪法修改需要逐渐开始发挥前瞻性的功能，将社会基本价值共识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为根本规范,参与政治秩序的变迁，进而为未来政治社会转型提供规范性指引。[10]换言之，与宪法文本所宣称的规范层面不可侵犯性不同，法国宪法学说对这种宣示的效果更多抱持怀疑论调，认为宪法修改的实质限制很难在实践中延续。恰好相反，多数修正案都是规范适用中自下往上的推动。
[30]多位学者认为相关的系争问题涉及宪法委员会的审查权限问题，[31]也有学者把焦点放置于技术层面即宪法修改草案是否可诉的问题。因此，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制宪权在宪法文本中引入新的规定，这些规定可能突破了具有宪法价值的规则或原则。
该条第4款规定了修改宪法的时间限制，也就是当领土的完整性受到影响时，不得启动或继续进行修改程序。[49]正因为这样的理论悖论，法国公法学者的主流思想是，让政治的归政治，让法律的归法律。
正如奥里乌所言，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形式。国家权力配置与运行某种程度决定了修宪是否能启动。形式意义上的宪法主要提出了法律问题：宪法与普通立法的区别是什么，普通法律违反宪法的行为应给予何种惩罚等。法国主流公法学说和判例虽然部分排除了对修宪权的实质限制，但宪法实施的未来仍然面临着一定危机：即宪法修改条款遭遇修改。第16条的规定通过宪法委员会判例确认，获得实在法规范效力。提出这一意见的原因是宪法委员会在1999年6月15日的决定中认为，该宪章赋予了 在使用这些语言的领土内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的群体的具体权利，因此，宪法委员会认为该宪章涉嫌违反共和国不可分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国人民独特性的宪法原则。
因此，通过逻辑类比和必要的延伸，在第16条的适用期间不可能进行任何修改。对修宪权的限制进行讨论，很容易陷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纠结，导致偏离论题。
在实践层面，宪法修改功能中政治性品格凸显，这尤其体现为国家公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微妙，尤其是时任共和国总统的戴高乐在1962年时利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11条拓宽了宪法修改运行中的路径。自此，五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在获得十分之一合格登记选民联署支持后即可就宪法第11条第1款规定的事项发起全民公决。
同时，宪法修改程序的确定也需要形成政治共识。[5] 参见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37页。
这标志着共和党人在政治上战胜了君主主义者。[40]实证主义学说认为修改宪法是制宪权的一大权能，宪法条文中不能有阻碍宪法修改的规范，在这一思潮下，修宪权内涵于制宪权之中，仅仅是制宪权的一部分。当然，不同学说的论争也存在逻辑论证的盲点，政治与法律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范畴，在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等层面均可调和，从而使得宪法修改成为守护宪法秩序和政治制度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如果主权者隐退，则宪法就会稀释制宪权拥有的最高权威。
这种突破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对法国模式开展分析，有助于从比较法层面进一步思考宪法修改中乃至宪法实施中蕴含的法律与政治理论、方法等深层次交叉问题。
学界关于如何安放宪法规范与政治事实的关系颇有一番论争。如果主权者在立宪之后便处于隐退状态，那么宪法便会拥有最高权威。
而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学则与法实证主义(positivisme juridique)有关，更常被称为宪法科学(Science du droit constitutionnel)。正是因为主体的模糊性，宪法怀疑主义者将这些主体都融合起来，构成多机构的广泛实体。
我国学界近来研究多聚焦于修宪权与制宪权的关系、修宪权应否受限以及如何受限等问题。[24] 综上，法国宪法修改的规范框架以第89条为核心，关联第7条、第11条、第16条等条款构成，宪法教义学的视角下可以对法国宪法修改的规范体系做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检视。宪法草案的最终批准必须获得五分之三的多数票。例如领土的概念如何根据国家法律或国际法来界定就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第89条实际上规定了修宪中的平等主义两院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第89条，第11条因其可以诉诸全民投票，也曾被戴高乐用来作为绕开议会两院从而启动宪法修改的工具（1962年10月28日），法国由此完成了共和国总统选举从间接选举到直接普选产生的制度转变。
第89条第5款具有悠久的历史要义。[54] 参见秦前红、涂云新：《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与模式选择——以中国近六十年宪法变迁为语境的检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45页。
首先，宪法委员会的立场与宪法审查提请人存在相悖的情况。究其原因，乃是宪法修改的理论在政治—法律不同场域之中产生了差异，呈现了自然法与实证法两种法律思想对法律规范和政治事实的不同影响，而实证主义学说在实践中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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